9月23日，一年一度的气候行动峰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气候行动峰会。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历史进程之中。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近年来我国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要尽早实现2030年碳排放峰值目标，尽最大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未来十年将采取什么措施应对?新京报就此话题采访了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简称气候司)司长李高。

气候变化将长期影响人类生活

新京报：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话题。请你简单介绍一下气候变化已经形成了哪些影响?

李高：气候变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为活动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动，其影响具有全球性和长期性。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气候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发生了系列极端天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气候变化造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高温热浪频繁发生，陆地强降水事件增加，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是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海平面高度持续上升。近25年来，海平面上升速率达到3.15毫米每年，其中，2018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海平面上升最高的年份。

三是冰川范围显著减少。比如，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的冰储量，近20年来一直在减少，北极海冰范围明显缩小，全球山地冰川平均每年减少冰量近2300亿吨。

此外，气候变化还影响粮食生产和作物带分布，水资源分布和降水强度、频率，生态系统的碳氮循环，动植物分布等。

新京报：气候变化在我国已经产生的影响有哪些?

李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构成了长期的重大威胁。

与此同时，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间的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治理污染等诸多挑战。比如说，我国有多个气候脆弱型生态系统，分布在全国各地，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

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温升速率是全球同期的2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表现出发生频次明显增加，强度增强，气候事件影响和风险日益加大的特征。以台风为例，2011-2018年我国平均登陆强度较常年(1981-2010年)偏高6%;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及以上级别的数量较常年增加1.3倍，其占登陆台风数的比例增加1.5倍。

气候变化也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统计数据显示，1984-2018年我国因气象灾害导致直接经济损失7.3万亿元，年均直接经济损失2074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2%。1984-2018年我国因气象灾害死亡12万余人，年均死亡3710人。

新京报：气候变化是一种全球性、长期性的影响，在现有治理现状之下，我们还将因气候变化受到哪些影响?

李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未来气候的预估也表明，二氧化碳累积排放与预估到2100年的全球温度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几乎是线性的一致关系，任何水平的升温程度都与一定范围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有关。整体来讲，随着全球升温，全球极端气候事件和气象灾害发生频次呈明显增加趋势。

比如，世界气象组织(WMO)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指出，2018年全球平均温度比1981年到2010年平均值偏高0.38℃，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过去五年(2014-2018年)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五个年份。2015年至2019年很有可能成为有气温记录以来的最热5年。2019年6月陆地和海洋表面的气温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累计减少碳排放居世界第一

新京报：近年来，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取得了哪些成绩?

李高：我国政府一直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采取了系列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积极采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初步扭转了过去一段时期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我们提出了到2020年和2030年的气候行动目标。据测算，2018年中国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约45.8%，超过了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4.3%，为落实到2020年和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位居世界第一，累计减少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居世界第一。

可以说，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也促进了环境质量改善，服务和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我们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的?

李高：我们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在战略规划方面，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编制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比如在碳市场建设方面，2017年12月，我们正式启动了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确定了由湖北省和上海市分别牵头建设运营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北京市等其他7个省市共同参与系统建设和运营。目前，全国碳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制度体系、基础设施、人员队伍等方面建设初见成效。

在低碳试点示范方面，目前已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遴选了87个低碳省市、51个低碳工业园区、8个低碳城(镇)试点。试点地区相继制定低碳发展战略规划，并将其融入地方政府规划体系，许多试点地方提出了碳排放达峰目标和路线图。

此外，我们也注重减缓与适应并重，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2013年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6年印发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遴选了28个城市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因地制宜探索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和路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不断提高。

新京报：我们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上做了哪些工作?

李高：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工作上，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荷兰等国发起成立全球适应委员会，积极推动筹建全球适应中心中国办公室，为提高全球范围内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非碳温室气体减排取得成效

新京报：温室气体不只有二氧化碳，还有哪些气体也被称为温室气体呢?

李高：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比例虽然远少于二氧化碳，但具有更强的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温室气体还有甲烷、氧化亚氮，以及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等。因此，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对于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具有重要作用。

新京报：我国在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上取得了什么成效?

李高：我国在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对于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已制定相关目标和措施，例如《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要逐渐减少二氟一氯甲烷受控用途的生产和使用，到2020年在基准线水平(2010年产量)上产量减少35%、到2025年减少67.5%，三氟甲烷排放到2020年得到有效控制。推进农业低碳发展，控制稻田甲烷和农田氧化亚氮排放等。

新京报：我们是如何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

李高：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规定，我们提出工业生产过程等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要得到有效控制。比如，在石油天然气行业推广放空天然气和油田伴生气回收利用技术。煤炭行业加快煤层气抽采利用。己二酸、硝酸和含氢氯氟烃行业要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采用控排技术显著减少氧化亚氮和氢氟碳化物的排放。

对于氢氟碳化物，政策提出加大替代技术和替代品的研发投入，鼓励使用六氟化硫混合气和回收六氟化硫。我国政府自2014年起补贴处置氢氟碳化物等，据测算2014年至2018年累积减少了约4.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氢氟碳化物排放。

同时，《“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也提出了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应对措施，比如，积极控制工业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制定实施控制氢氟碳化物排放行动方案，有效控制三氟甲烷，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控制农田甲烷排放，控制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开展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甲烷收集利用及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处理工作。

我国还制定了煤层气、沼气等甲烷相关和六氟化硫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方法学，鼓励项目级自愿减排。这些控制措施对于减缓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取得一定的成效。

尽最大努力兑现承诺

新京报：要实现2030年碳排放峰值达标目标，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你认为未来十年我国将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李高：未来十年，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既有来自国际的复杂形势影响，也有国内经济转型的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措施的落实需要开放、包容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有的国家目前的单边主义做法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产生严重损害，将会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间发展水平和能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治理污染等多重挑战。同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需要一定转型发展时间。

新京报：那该如何应对?

李高：尽管如此，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会尽最大努力认真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完成已经做出的承诺。

我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李克强总理担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多次就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做出重要部署。我国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并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

2015年，中国经过认真论证，郑重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提出了一系列到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这些目标是基于现阶段发展水平和现实国情、经过科学论证做出的，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我国会尽最大努力认真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完成已经做出的承诺，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新京报：除了二氧化碳，对于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进一步控制排放?

李高：随着经济发展，预计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增长，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

一是完善监测和统计，摸清非二氧化碳排放家底。以实现满足《巴黎协定》高水平履约为契机，推动建立覆盖各领域的包括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和统计制度，组织开展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监测，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和监测技术相关研究，提高包括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频率，摸清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和趋势。

二是进一步强化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挖掘煤矿和油气领域甲烷减排潜力，继续削减氢氟碳化物。

三是开展试点示范合作。在煤炭资源和行业较为集中的省份，推动建立煤矿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示范项目，实现减少甲烷排放、能源资源化利用、污染物协同控制等多重效应。

采写|肖隆平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